2011年6月3日 星期五

《不要叫我外籍新娘》

日期:100.06.02

時間:5.00pm-7.00pm
地點:學生活動中心 R8306
讀本:夏曉鵑著,《不要叫我外籍新娘》,(臺北:左岸文化),2005年9月。
心得:


  提起本書作者夏曉鵑,社運界的許多人都知道她積極處理外籍配偶的議題。從早前的美濃識字班到今天的南洋臺灣姐妹會,她為新移民女性做出了不少的貢獻。在本書,她娓娓道來一路的心路歷程,也讓新移民的姐妹們趁機發聲,並附上學者(如廖元豪、陳雪慧、王君琳、張明慧等)的相關論文。作為了解外籍配偶的議題,本書可以是一個入門教材。

  在這個領域中,夏曉鵑採取的是參與觀察法,她不僅僅是在旁觀察,而是參與其中,改變被研究者的命運。目前擔任南洋台灣姊妹會顧問的她認為:「整個社會改變的力量,其實是從底層的人民站起來,而不是來自菁英的帶領。」。所以從早期一直帶領識字班的運作到後期的成立社團,夏曉鵑逐漸放手,將整個場域讓給真正的主體——也就是外籍配偶。

  作者在本書分析了外籍配偶所遇到的狀況。首先外籍配偶生活在受捆綁的家庭與社會,由於中文不流利,也缺乏家庭以外的社會關係,因此外籍配偶無法像一般人在各種空間自由移動。外籍配偶也與一般媳婦一樣,要面對新的環境,新的家庭。但並非每一個都是幸運的,許多外籍配偶還是要面對父系制度對女性的限制,在漢族的家庭成員前,外籍配偶面對的是種族與性別的雙重壓力。其中有不少外籍配偶更遇到家暴,比較幸運的還可以獲得社工的幫忙,但還是有許多潛在的個案。由於國家政策的不完善與漠視,在外籍配偶脫離家暴後,她們需要身份證來處理一些緊急支援。但往往許多人的身份證件都扣留在丈夫手中,受害的外籍配偶難以獲得援助,因此作者抨擊公家機關的官僚作風。

  此外,與外籍配偶結婚的台灣男性,許多都是藍領階級,甚至是身心障礙人士。他們由於不容易找到婚配對象,所以很多人都找了東南亞的女性結婚。由於丈夫不是擁有5c的白領階級,所以許多外籍配偶也需要出來工作,補助家庭。但由於語言的問題,再加上對一些政策不了解,以致外籍配偶在沒有工作證的情況下打工。也有人對外籍配偶不理解,認為她們的到來搶走了本地人的工作機會。更有甚者,認為她們是「假結婚,真賣淫」,是社會問題的製造者。除了工作問題,外籍配偶也和傳統的媳婦一樣,需要幫忙教養孩子。但因為社會無所不在的污名,新台灣之子(也就是外籍配偶與本地人生下的混血兒)總是被認為愚鈍。臺灣家庭常把教育孩子的重擔放在媽媽身上,可是外籍配偶本身要學習中文實屬不易,如何有能力教養孩子呢?因此許多新台灣之子的課業不如本地學生,更與母親遭受不必要的污名。

  在本書,來自大陸、東南亞各國的外籍配偶,都以文字說出了她們的故事、她們的心聲。在本地生活的時候,她們希望能得到臺灣人的尊重,也希望不要再以「外籍新娘」來稱呼她們了。對於孩子的教養,她們也認為必須客觀以對,不能認為孩子在課業上的落後是她們所導致的,畢竟她們也愛孩子,只是能力不足。對於政策的限制,她們希望主事者能有更多的理解,而非以不合理的方式阻止她們留下。她們期待被理解,被幫助,減少無助感。就像「日久他鄉是故鄉」唱的那樣:「天皇皇,地皇皇/無邊無際太平洋/左思想,右思量/出路在何方」,她們也期待和臺灣人一起生活,不分彼此。

  本次讀書會的導讀人炳超也提出了外籍配偶常面對的問題,那就是HIV病毒的威脅。根據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」的第18-20條 ,我們可以了解,當外籍人士被發現有感染愛滋時拒絕入境,在境內者也將被遣送回國。外籍配偶也是一樣,雖然她們已經脫離母國的國籍,但仍未是中華民國的國民。(她們需要考試才能獲取中華民國的身份證,可問題是考試題目太難,連本國人也不一定能回答,例如一些歷史、法律條文等)。在這樣的情形下,外籍配偶需要放下自己的孩子,遣送出境。但在母國,她們不一定有醫療資源,若要再入境,申請成功後也只能逗留14天。對她們,對孩子來說都不利。可是身負防疫重任的官員,卻忽略了她們的需要與人權,結果就發生了前幾天拒絕感染者外配重入境的事件。在本次事件,已感染的外籍配偶想重入境探訪孩子時被外交部拒絕。相關事件可參考中時電子報的報導:〈拒愛滋婦入境 外交部挨批離譜〉,網址:http://news.chinatimes.com/world/11050401/112011052900122.html)仔細查閱本條例,我們發現外籍配偶要留下也不是沒有辦法,也就是親人(夫家)提出在臺灣被感染或因醫療疏失而感染的證據,才有機會申請留下。但如果官員心存歧視,認為外籍配偶重入境是在賣淫或者蓄意傳染愛滋,可想而知外籍配偶申請通過的機會實在渺茫。

  在本次讀書會,我們也討論了從「外籍新娘」到「新移民」的污名稱呼。從酷兒理論來看,我們了解擁抱污名才能去污名,一味逃離原有的污名稱呼並沒辦法完全去污名化。我們都希望外籍配偶能走出污名,然而更重要的是主體的發聲,以及社會對外籍配偶有更多的理解,這樣才能讓新移民女性與新臺灣之子融入臺灣的社會。